三是虽针对特定群体，但存在限制权利或增加义务的情况，例如涉及特定类型公职人员的奖惩、处分、录取、休假等。
因此，如何根据《宪法》《立法法》《国家监察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人大议事规则》进行融贯体系化的解释，从而析出一条理论融洽、实践可行的制度逻辑，已成为当务之急。2.同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意见相较于上级监察委员会审查意见应当具有优位效力，即若二者相左，应遵从同级人大常委会审查意见。
长远来看，将监察规范性文件纳入司法机关附带审查范畴，其实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性。二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作出的属于监察法规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出补充规定的解释，即立法性的监察解释。从法理上讲，此种解释与监察法规具有同等效力。第三，在审查意见处理方面：首先，根据《立法法》第96条规定，监察法规应当予以改变或者撤销的情形，主要指三种合法性问题（超越权限的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违背法定程序的）和两种特殊处理情形（监察法规与其他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经裁决应当改变或者撤销一方规定的和监察法规被认为不适当，应当予以改变或者撤销的）。由此，全国人大常委会面临着一个重要宪制任务：如何围绕监察法规开展合宪性审查及备案审查工作？同时，各级人大常委会亦面临如何围绕监察规范性文件开展备案审查工作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53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第四，督促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对报送备案的监察规范性文件制定适当的审查程序，已经制定的，应当及时修改并增加关于监察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并经其批准制定的监察法规，是否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如果审查，这是否存在自我监督之嫌？由此引发的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关系或许是当下我国理论尚无法解决而在实践中尤为突出的一个问题。
具体而言，我国人大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人大的产生、组织、职权的制度，以及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的相互关系的制度。如此一来，便需要在研究监察改革措施和现实推行改革时，具体厘清监察委员会如何由人大产生，监察委员会如何向人大负责，人大监督监察委员会方式的理论逻辑，并科学建构制度模本。三是省级监察委员会作出的属于监察工作中具体应用地方性法规的解释。但凡其内容关涉国家监察事项，并符合审查前提者，即须纳入人大备案审查范围。
这都会使得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难以在人大表决中得到客观的票数。与近三年来监察制度研究的火热状态相比，学者们对人大与监察委关系的研究则显得冷清许多。
对监察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根据上述讨论，未来的审查程序可以考虑作如下安排：第一，及时启动《立法法》和《监督法》修改程序，建立健全完善监察法规、监察规范性文件审查机制，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监察权。摘要: 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为数不多的相关学术论文之讨论也欠深入。
加强人大对监察委的监督也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应有之义。（四）如何确定审查程序 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针对监察法规之审查，仅规定了监察法规应当在公布后的30日内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在我国，合宪性审查是宪法监督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方式，备案审查是宪法监督的基础和着力点。此外，相较于人大每年一次的会议而言，人大常委会的会议次数明显更多，且人数相对较少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审议得更加充分，由其听取和审议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也有利于对监察委员会的工作进行经常性的监督。
其审查路径如下：先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框架下作合宪性审查及备案审查，当有关党内纪检事项存在合宪、合法或适当性疑虑时，由其协调党内有关机构针对其中涉及党内纪检的事项作专门审查，后者虽在技术上一般不直接作出相关判断，但可指导、建议前者作出判断，即将意见答复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其名义公布最终审查意见并作注明。特定问题调查权就是一种特殊的法定监督权，这种监督权与监察委员会的监督有何区别与联系？在制度设计的角度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实践来看，前两种启动程序收效甚微。2018年3月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以国监发名义发布了多份文件，包括《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试行）》《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措施使用规定（试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相关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等。
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保证各级国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从长远看，可以从统一备案审查基准、加速出台《宪法解释程序法》、优化公民提起审查建议的方式、构建党规国法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等方面加以考虑。第三，在审查意见处理方面：首先，根据《立法法》第96条规定，监察法规应当予以改变或者撤销的情形，主要指三种合法性问题（超越权限的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违背法定程序的）和两种特殊处理情形（监察法规与其他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经裁决应当改变或者撤销一方规定的和监察法规被认为不适当，应当予以改变或者撤销的）。具体而言，是指各级监察委员会依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的，以及经本级监察委员会批准而以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室）名义发布的，约束不特定公民、组织的行为或者影响不特定公民、组织的权利义务，在一定时间内反复适用的法规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第二，在审查程序的过程中，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审查、研究中，认为监察法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也可以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国家监察委员会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第一，在审查程序启动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主要有三种启动程序：一是经书面提出审查要求。
在组织法与宪法的关系上，要区分宪法和法律的界限，《监察委员会组织法》对于应由宪法规定的内容不宜再重复规定。支持和保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健全人大对‘一府一委两院监督制度。
同时，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度为此次监察体制改革确立了根本遵循，亦即监察改革的内容不得与人大制度的核心内涵有所抵触和违背。为此她建议：（一）人事监督方面。
此外，如何充分尊重监察权依法独立行使原则？一方面，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审查、撤销本级监察委员会制定或发布的监察法规、监察规范性文件，但是不得直接作出改变。因为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属于监察机关的监督对象，而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绝大部分为兼职代表，很多兼职代表的主业通常是国家公职人员，由此成为监察机关的监督对象。
二是经书面提出审查建议。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尤其是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仍可以通过诸多方式，对监察委员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其中就包括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委员会的专项工作报告。其三是监察机关内部工作制度、工作方案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当然，想要《监督法》规定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方式有效适用于监察委员会，还需要对《监督法》进行相应的修改。
其例外主要有：一是虽仅以内部文件程序通过，甚至不对社会公开发布，但实质上触及监察相对人权利义务（例如，涉及留置裁量标准、监察受案范围等事项的内部规程）。{8}叶海波教授认为宪法根本规范下国家监察权具有有限性。
{12} 二、人大听取审议监察委工作报告的规范意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这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职权，其可以主动审查，也可以被动审查。
制定监察法规是国家监察委员会行使广义立法权的重要表现，应该说将其纳入审查范围并无疑虑。其次，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提供自我调适空间，即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向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研究意见时，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按照所提意见对监察法规进行修改，由此则审查终止。第三，督促国家监察委员会及时制定《监察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在此过程中，如有必要，可以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宪法及法律解释。
所谓有限意指权限和监督。更为诡异的是，上述讨论几乎集中在《国家监察法》出台之前。
为促成国家监察制度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按照功能优化的原则，厘清监察委独立行使职权与人大监督之间的关系，这是监察理论研究中需要持续努力的一个重大课题。作为我国监察规范体系的重要部分，即将出现的监察法规可能呈现为（暂行）条例、（暂行）规定、实施细则、实施办法等形式，其效力层级可以预设为与行政法规相仿，在宪法法律之下，在地方性法规、各类规章之上。
对于已经出现的联合发文，可采取如下权宜之计：对于仅涉党内纪检事项的，宜认定为党内法规或党内规范性文件，转至党内备案审查体系。在现有法治资源下，第三种模式更具现实操作性。
